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高职教育发展中遭遇的内外部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纷繁复杂的问题干扰着高职教育的改革进程。因此，高职教育必须在诸多矛盾和问题中把握住“十四五”时期深化改革的主要原则，才能在复杂变化中稳步前行。

（一）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为基本使命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是高职教育的头等大事，也是高职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十四五”时期国家面临着多重战略主题转换，其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战略主题与高职教育联系紧密。高职教育必须增强适应性，主动融入全面现代化转型中，形成现代高职教育制度和标准体系，全面提升现代高职教育治理能力；主动瞄准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要，调整专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为国家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供给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主动发挥社会功能，面向区域和行业提供人才培养和培训，技术研发、推广和服务，文化传播和引领等服务，助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主动投身乡村振兴工作，在高职扩招、专业设置、师资培养、跨区域帮扶等方面向涉农领域倾斜，促进乡村人才、产业、技术的振兴。

（二）以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为基本遵循

在国家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体系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高职教育的中心任务，而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应当将其作为高职教育改革的基本遵循。然而，长期以来，高职教育受到多方利益主体的牵扯，其改革重在协调、平衡各方关系，不断引入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以争取办学资源和条件，却对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把握不够，导致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过程和结果的质量难以获得保障，进而造成高职教育核心竞争力不足、类型特色不鲜明等问题。那么，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规律是什么呢？最凝练的总结就是专业性实践，由于人的技术与技能具有操作性和具身性，只能在专业性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脱离了专业性的实践，技术技能人才就无法培养，这也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本质特征。因此，“十四五”时期，高职教育应当回归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围绕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形成所需要的专业性实践推进教育改革。

（三）以完善高职教育生态系统为基本线索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就是要营造良好育人生态。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Bronfenbrenner）认为人的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真实生态系统中，“进程、个人、情境和时间”（Process-Person-Context-Time）等因素及其动态性交互作用构成了人在生态系统中的发展过程。其中，进程指个体与他人、物体、活动或符号等环境要素进行的交互过程；个人指包括动机、个性、需要等影响进程方向和动力的身心特征；情境指个体可以感知到并影响其发展的系列“事件或条件”组成的环境系统（包括个体直接互动并影响其发展的微系统，若干微系统相互联系构成的中系统，个体不直接互动却影响其所处微系统的外系统，弥散于其它系统的由价值观、法律、制度、文化等构成的宏系统）；时间指个体发展受其自身与环境变化影响的历时性过程。对高职学生而言，高职教育也为其构造了一个发展的生态系统，使高职学生基于其个体特征在一定时期内与高职教育环境因素发生互动以促进其发展。因此，“十四五”时期高职教育改革重点是构建更加合理的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与宏系统环境体系，为高职学生在其中的良性互动、成长发展提供教育生态保障。

高职教育深化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谋划“十四五”时期高职教育改革任务，一方面要牢记“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古训，将高职教育放在向2035年远景目标和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的历史进程，以及国家总体布局与世界教育发展格局中，明确高职教育的战略定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五年规划的时效性，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利用五年时间解决高职教育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关键性、紧迫性问题，切实提升高职教育的育人能力、经济社会服务水平。

（一）微系统改革：支撑“三教”改革落地，构建高职“活力课堂”

高职教育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依赖于专业性实践，在生态系统理论中就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形成的互动进程，而直接影响该进程的因素一方面是技术技能学习者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是高职教育生态微系统层面的课堂教学，因而技术技能学习者的个性特征与课堂教学就成为高职教育必然关注的基础性问题。然而，从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高职院校“质量工程”建设、高职“示范校、骨干校”建设、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高职“优质校”建设等历史改革项目来看，高职教育生态建设具有自上而下的“运动”特征，在政府推动下侧重于管理体系、硬件设施、规模数量等中宏观显性指标的建设，但对直接关系到高职学生发展的内隐的微观课堂教学重视不足，导致高职教育“水课”多，学生抬头率、出勤率低，严重影响了高职学生的发展。所以，“三教”改革成为高职教育质量提升、内涵式发展的出路。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教职成[2020]7号），决定实施职业教育“三教”改革攻坚行动，着力提升教师“双师”素质、加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提升职业教育专业和课程教学质量，从政策层面为高职教育微观课堂教学改革提供支持。

高职教育推进“三教”改革，旨在“打造一支德技精湛的教师队伍，建设一批内容形式精良的教材，形成一套精准施教的有效教法”，为高职学生构建良好的学习微系统。不过，由于教育是教育者与学习者双向互动的过程，仅仅从教育者的角度来实施“三教”改革还不够，如果缺失了学习者的参与，高职教育“三教”改革就会变成政府、学校、教师的“自娱自乐”，并不能真正促进高职学生的发展。过去，社会对高职学生普遍存有偏见，仅仅将其看作考不上本科的“后进生”，高职教育也忽视了高职学生自身的能动因素，导致高职教育质量提升缓慢。因此，“十四五”时期高职教育改革应当改变这种状况，“三教”改革不能仅仅研究教师、教材、教法，还要研究和尊重高职学生的心理结构、认知方式、学习基础、能力倾向、需求差异等个性特征，并将其作为“三教”改革的基本依据。在顺应和激发高职学生的内在发展动机与潜能基础上，调动高职学生的学习动力来构建高职“活力课堂”，使学生、教师、教材、教法在“活力课堂”中相互碰撞、融合、发展，将死气沉沉的“水课”课堂变成生机盎然的“金课”课堂，让高职学生学有兴趣、学有乐趣、学有成效。这是完善高职教育生态系统的本质要求，也是高职教育“三教”改革落地的必然需要。

（二）中系统改革：适应新技术发展趋势，再造复合人才培养体系

高职教育生态的中系统改革集中在人才培养体系上。人才培养体系由培养目标、课程结构、培养模式、教学模式、教学重点等诸多教育生态微系统构成，是引导人才成长发展的关键系统。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作为中介联结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两端，有必要在遵循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构造，以满足人才个体发展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其中，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所需要的专业性实践在内容上是由技术技能知识与活动填充的，而随着社会生产方式、产业形态的变化，所需技术技能知识与活动也会发生变化，那么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为高职学生提供的专业性实践也需要据此不断调整和改革。当前，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新技术正逐步应用到更加广泛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催生了众多新经济、新业态，改变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商业模式、服务形式，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也提出了改革要求。

一方面，新技术潮流推动了生产智能化，生产智能化使技术技能人才的工作模式向“工作过程去分工化、人才结构去分层化、技能操作高端化、工作方式研究化及服务与生产一体化”转变，从工作世界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侧要求高职教育培养更多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融入教育过程成为实现教育目的重要手段，立体化教材、翻转课堂、在线教学、移动学习、下一代学习管理系统、虚拟和远程实验室等智慧教学技术逐渐引起教育世界的改变，推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过程突破时空壁垒、共享教育资源，降低成本、增加安全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促进个性化学习与终身学习。在新技术对工作世界与教育世界产生的双重影响下，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将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逐步加强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在课程结构上更加注重技术技能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增加通用性技术技能的课程内容；在培养模式上更需要基于深度校企合作的现代学徒制；在教学模式上充分利用线上线下、课上课下混合式的“互联网+教学”模式，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技术采集分析教学数据以促进教学改进；在教学重点上更加强调学生的个性化和创造力培养，从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的角度来引导技术技能人才的学习。

（三）外系统改革：抢抓政策重叠窗口期，促办学形态类型化发展

高职教育办学形态是高职教育办学体制、办学方式和办学策略等在一定条件下的现实表现，反映了高职教育的运作形式。高职教育办学形态并不与高职学生直接发生互动，但影响到高职学生发展过程的微系统和中系统，是高职教育生态外系统的关键要素。当前，推动高职教育办学形态的类型化发展是高职教育生态外系统的改革重点。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确立了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地位，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作为独立的类型教育，职业教育不能再模仿普通教育的办学形态，而需要通过建设“职业院校+培训机构+行业组织+职教集团”等办学组织实体，深化集团化、混合所有制、现代学徒制、跨区域、中外联合等办学形式，完善全日制、继续教育、远程教育等办学方式，促进职业教育办学形态的类型化发展。为了推动高职教育的类型化改革，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高职教育应抓住“十四五”这个政策重叠窗口期，借助政策红利实现办学形态的类型化发展。

首先，借助“双高计划”为高职教育办学形态类型化发展探索标准化的行动范式。2019年3月，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在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过程中，形成一批有效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和标准，最终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标准体系更加成熟完善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高职教育办学形态的类型化改革就可以通过“双高计划”的标准体系探索来实现，构建符合类型特色的中国高职教育办学形态。其次，借助“高职扩招”为高职教育办学形态类型化发展注入新动力新内涵。2019、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提出高职教育百万扩招计划，高职教育承担将转业军人、农民工、下岗职工、职业农民等劳动力存量转换为优质人力资源的任务，进而使高职教育逐渐办成满足多元化需要的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的办学形态就需要将招生制度转向开放入学、分类招生，使非传统生源成为高职学生主体，职业培训成为高职教育主业；更加重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X证书）；主要学习形式转向模块化课程、模块化教学、与国家学分银行匹配的累计学分制。最后，借助举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促高职教育办学形态向更高层次延伸。自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后，已有20多所职业本科试点学校，职业本科旨在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与高职教育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具有类型上的同一性和层次上的差异性，而职业本科在发展逻辑、发挥的社会功能、职业面向、教育类型、人才培养模式、学术属性等方面具有特殊性，那么高职教育在办学形态上也需要据此调整以便与职业本科建立有效的纵向衔接以及延伸机制。

（四）宏系统改革：弥合校企合作断裂带，发展产教融合中介平台

高职教育生态宏系统层面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对高职教育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在职业教育发展史中，先后出现了传统师徒制，厂办技校、半工半读制度，校办厂制度，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等办学理念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经济模式转变引起的办学模式革新。不过，根源上还是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大发展，进而形成组织化、规模化的社会化大生产，使社会演化为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教育部门与生产服务部门逐渐分化、各司其职。在理想分工体系下，教育部门完成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生产服务部门招聘技术技能人才进行生产服务，双方只需要按照市场方式实现劳动力供需匹配即可。然而，由于技术技能人才必须在专业性实践过程中形成，并且高度依赖生产服务部门的岗位设置，很难由教育部门单独完成培养过程，因而教育部门与生产服务部门就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上难以分割，校企合作育人成为必然。

然而，由于校企基于不同利益考量和行为逻辑，对合作育人这个因社会分工而形成的校企之间相对独立的公共问题并不能自然形成有效合作，也很难像传统师徒制那样由同一个主体实现教学与工作的合一，从而需要形成弥合校企合作断裂带的方案。为此，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希望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来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不能完全适应的“两张皮”问题。产教融合成为解决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校企、工学矛盾的一种思路。可是，产教融合到底是什么？如何实现产教融合？这些关系全局的基本问题至今没有厘清。学界大多模糊了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区别，少数学者界定产教融合为社会化知识生产的制度安排，或者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重构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组织关系。本研究从生态系统理论来理解，产教融合是高职教育生态系统中宏系统层的关键要素，它本质上是在全国一盘棋的顶层设计中引导产业界与教育界相互配合、衔接，以维护和实现国家整体利益为前提的价值观念与治理策略。在实现形式上，产教融合表现为基于国家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体系的人才信息整合、分析、服务中介平台，主要以市场主体为存在形态，高职教育相关主体以购买服务的方式维系其发展。它作为中介平台联结高职教育相关主体，为高职院校和企业的人才供需匹配、培养、培训提供定制化专业服务；为政府制定人才政策提供决策咨询；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提供生涯指导。这对高职教育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十四五”时期有必要孕育和发展产教融合中介平台，为校企深度合作提供宏系统保障。

在推进“十四五”时期高职教育深化改革任务时需要注意，由于高职教育生态系统各层面的改革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不能零打碎敲、局部修补，必须基于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来制定推进策略。

（一）系统性策略：凝聚共识，谋划高职教育“十四五”改革行动框架

系统推进高职教育改革的根本要求是明晰改革的逻辑，一是从理论层面厘清高职教育改革的基本内涵，二是从实践层面明确高职教育改革的基本步骤。既要准确理解国家推动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真实意图，为高职教育改革确立正确方向；又要从高职教育发展客观现实出发，为高职教育改革探明前进道路。近些年，高职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关于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文件、观点看法很多，各方主体都为高职教育改革出谋划策。这本是一件好事，但过于喧闹纷繁的公共议论也会让高职教育“受宠若惊、无所适从”，不利于高职教育在改革中保持战略定力，反而可能为了变革而变革，将改革异化为折腾。由此，高职教育改革必须保持冷静、清醒，由政府主导，高职院校、企业、职业教育研究者等主体参与，根据高职教育改革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进程，在诸多改革声音中凝聚共识，共同制定科学合理的高职教育“十四五”改革行动框架。其中，在明确高职教育生态系统各个层面的总体改革目标和任务基础上，对总体改革目标和任务进行细化，分年度安排改革重点，并设置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改革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为高职教育“十四五”改革提供系统指引。

（二）整体性策略：联动集成，以生态效益为尺度同步推进改革任务

整体推进高职教育改革的根本要求是平衡改革的步调，从高职教育协调发展的角度对高职教育生态系统各层面的改革任务进行联动集成，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以改革现实进程为依据进行多层次有重点地发力，以取得改革最大综合效益。高职教育改革进行联动集成的基础是高职教育承担的立德树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根本任务，高职教育生态系统各层面的关键任务都是围绕并为了更好落实这个根本任务而展开。同时，联动集成还拥有现代化、类型化、高质量、适应性等四大驱动力，全面推进高职教育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推动高职教育类型化发展是教育规律的客观要求，促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内在需要，增强高职教育适应性是国家使命的责任担当。四大驱动力都流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以此带动并推进高职教育生态系统各层面的改革任务。具体而言，在高职教育改革过程中，构建高职“活力课堂”、再造复合人才培养体系、促办学形态类型化发展、发展产教融合中介平台等任务在改革过程中均不可或缺，应以提升高职教育生态效益为尺度整体同步推进，并根据改革实际效果动态调整改革重点。

（三）协同性策略：多元共治，多种形式汇集力量合作完成改革任务

协同推进高职教育改革的根本要求是形成改革的合力，建立高职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承担高职教育生态系统改革任务。政府、高职院校、企业、行业等组织，教师、高职学生、职业教育学者等个人均参与高职教育生态系统的建设，而相关主体的参与方式与具体行动影响着高职教育生态系统的运行状态。因此，为了推进高职教育“十四五”改革任务，一方面需要汇集各方主体力量，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多元主体合作的有效机制。在各方主体关系中，存在行政关系、市场关系、教育关系（含教学关系）以及学术关系等多元关系，不同的主体关系联结不同的利益主体以推进相应的改革任务。那么，理顺主体关系并建立恰当的合作方式是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共同分担改革任务的保障。在国际错综复杂局势和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十四五”时期高职教育改革的主体合作应以痛点问题为合作契机，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导向，以利益共赢为共事准则，将高职教育改革任务转化为各方主体直接关联的生存发展任务，为多元共治奠定坚实的合作基础，由此形成的同舟共济合作关系才更加牢固，各方主体也才更能尽心尽力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