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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和党的八七会议为标志,中国革命开始进入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土地革命时期。
截至1930年夏,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赣南闽西根据地、湘赣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等大大小小十几块红色区域,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十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对青年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共青团的领导机关能更有效地加强对根据地青年工作的领导。
而设在上海的团中央机关远离农村、远离苏区、远离当时革命和反革命搏斗最激烈的地方,地域的阻隔,敌人的围剿封锁,交通的不便,难以做到上情迅速下达,团中央很难实施对根据地青年工作的直接领导。
其次是因为上海是当时各种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和顽固堡垒,也是国民党黑暗统治最为严酷的地方,给苏区青年运动和共青团工作带来诸多的不便。
因此,设立团苏区中央局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是发展革命根据地青年运动和开展共青团工作的需要。
1930年8月底,从苏联共产国际归国的周恩来向党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党中央根据这些指示提出要在广大的苏维埃区域内,集中一切力量巩固地向前发展,更有力的,更有把握的,更有保障的争取全国的胜利。
团中央根据这一精神,决定依照党中央分局管辖区的分划成立中央分局。
鉴于当时团苏区中央局尚未建立,在1931年1月31日,团中央通过决议提出:“即刻选派最有力的同志来组织苏区中央分局,来领导苏区广大的青年群众运动,创立雇工工会、青工部和巩固及发展少先队、童子团。” 
紧接着在当年2月19日,团中央又发表了《团在苏区中任务决议》,在提出团在根据地工作的具体任务的同时,还对团苏区中央局的责任和机关部门组成作出了规定:
(1)团的苏区中央局与党的苏区中央局关系是团与党的关系,“应该立即与党的中央局发生关系,在它的领导之下工作,进行完成这个决议”;
(2)团苏区中央局与上海团中央的关系是下级与上级、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团苏区中央局接受团中央领导,“中央局应经常的向团的中央局报告工作,每两星期作工作报告及派交通到中央”;
(3)团苏区中央局与共青团各特委关系是上级领导下级关系,应“设法与特委发生关系,指导他们的工作”。
团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分工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鼓动部长、经济法权部长、参加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这个《决议》还要求团苏区中央分局成立后“应立即组织各苏区的团的代表大会”,建立团的领导机关,还要开展创办机关报和开办团校等工作。
1931年4月初,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苏区中央局所在地江西宁都县青塘。
此后不久,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顾作霖担任团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正面临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第二次“围剿”的时刻,所以党和团的苏区中央局都跟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反“围剿”战斗打响后,红军接连打了三个胜仗,所以在5月下旬党和团苏区中央局离开了战斗部队,留驻在永丰县龙岗,开始了建立团苏区中央局的日常工作。
9月中旬,红军又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扩大,管辖区域内有21个县,总人口达255万,进入全盛时期。
9月下旬,党和团苏区中央局迁到瑞金,与红一方面军总部会合,团苏区中央局进驻瑞金叶坪的庙背村。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团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2年1月15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叶坪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会堂召开。来自江西、福建等革命根据地的代表和红军代表200余人参加了会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出席会议并向大会致词,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红军总司令朱德等也出席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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